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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问保定凭何充当“小北京“?

首先,这届政府更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;其次,经济增长逐渐趋缓,负债造新城的条件不具备;最后,人才的支撑才是城市创新崛起的核心。靠一些弱势“被搬迁”的国家机关和高校,难以支撑起一个“小北京”。

  近日各家媒体引述《财经》杂志消息,称京津冀三地已经达成共识,初步确定将河北省保定市作为“政治副中心”的首选地。新华社随即又发布了《河北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》,其中明确指出,保定市将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业单位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和医疗养老等功能疏解。一时间,保定是否能成为“陪都”,哪些机关单位、高校科研单位将迁往保定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。

  之后,微博又传出中国科学院大学将外迁保定的消息,而针对网传非“京字头”高校、医院都会外迁,北京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近日曾表示,大家对高校、医院是否外迁都很关心,实际上我们的原则是在满足首都市民需要的前提下,再适度疏解功能。

  北京人之所以“恐慌”,是大部分人担心自己会“被迁走”。虽然每天都在抱怨北京的房价高、交通拥堵、雾霾严重,但真让北京人迁往近在140公里之内的保定,还是会造成人心惶惶的不确定性。

  尽管有北京市领导和专家的讲话在安抚人心,但人们还是免不了疑惑。如果非“京字头”高校都要外迁,那么北大、清华还留在北京么?如果保定要成为“政治副中心”,按理应该将国家部委都迁走。但其实我个人倒是认为,除非有强大的政治意志推动,保定升格“小北京”的规划可能仍会成为空谈。

  现成的例子就在眼前。早在2004年10月22日,当时的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陈刚向市人大作述职报告时,就提及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(2004年~2020年)》的修编工作,表示将建立旧城与新城的联动机制,有效疏解旧城的人口与功能,让保护和发展在空间上分离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,当时就建议在通州长安街延长线方向发展新的中央行政办公区。

  十年过去了,通州成为北京行政副中心的规划还遥遥无期,只是一个又一个房地产楼盘已经以这些概念为包装在通州拔地而起。2012年,通州区区委书记王云峰就曾公开通过媒体说,北京市政府搬通州的动迁将涉及上千亿元的资金投入,会给北京市政府造成很大的财政压力,北京政府应该积极引入社会资本甚至是海外资本共同参与动迁一事。可见,通州十年多仍没能成为北京的“行政副中心”,归根结底是因为缺钱。

  连北京市的政府机构动迁都是如此困难,动辄十年仍在“纸上谈兵”。那么中央机关和国家级高校、科研单位的外迁,可能更会成为某种程度上的“一厢情愿”。

  一般报道中对现代城市的规划案例研讨已经不少,我今天只谈两个古老又有启示的故事。一个,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阿肯那顿法老(公元前1379年—公元前1362年在位),三千多年前,他即位后为了实行伟大的宗教改革,推翻阿蒙教的祭司势力,建立新的太阳神阿顿信仰,在其在位的第5年开始建造一座新首都,阿肯塔顿(意为阿顿的视线)。为了彻底摆脱旧教的影响,他干脆从底比斯迁都到新建的城市阿肯塔顿(Akhetaten),今天一般称之为阿玛纳(Amarna)。 但还没等新都完全建成,阿蒙教势力又再度复辟。阿玛纳作为首都只存在了区区12年,之后首都迁回到底比斯,这里被夷为平地。

  另一个案例离现在比较近,就是沙皇俄国的彼得大帝(1672-1725)。现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的圣彼得堡本是波罗的海芬兰湾东岸,涅瓦河河口的一片荒凉沼泽地。彼得大帝向恶劣的自然环境宣战,毅然决定在沼泽地上建立俄罗斯的天堂——圣彼得堡,打开通往欧洲的一扇海上窗口。为了推动俄罗斯欧洲化和文明的进程,他不惜背弃自己的“祖国”,将首都从已建都500余年的莫斯科毅然迁往圣彼得堡,以避开保守且思想落伍的莫斯科贵族,甚至采用高压的政策。

  1703年是圣彼得堡的奠基年。自此,城市渐渐从要塞开始发展起来。彼得大帝的梦想实现了,他在芬兰湾边的沼泽地上建成了俄罗斯的天堂,他将俄国从一个单纯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。彼得一世(1682~1725年在位)时期,俄国的国号首次定为“俄罗斯帝国”。从1712年起,圣彼得堡成为俄罗斯的首都,逾200年。

  但1918年3月10日,苏维埃政府又由圣彼得堡迁至莫斯科。这是因为十月革命胜利后,德国军队于1918年2月18日进攻苏俄,严重威胁圣彼得堡的安全。苏维埃乃决定迁都。但这次还都,也多少包含避开罗曼诺夫王朝贵族旧势力,巩固新政权的战略意图。

  现在,我们再回过头来,探讨保定能否成为“小北京”的问题。思考一下,既然这是一种行政规划,那么是否有强大的国家意志作为背后的推动?简单地跟上述两个案例比较看,明显是没有,既缺乏政治改革的背景,也缺乏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和地缘政治的意义,更没有古老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作为劳动力供给的保证。那么,是否能由市场的力量来推动保定成为“小北京”呢?答案仍然是没有。

  首先,如果说北京市政府机关搬迁通州都还有一千亿以上的资金缺口,那么国家部委搬迁保定的资金缺口是多大?即使是国家公务员,也可以辞职下海。机关搬迁,但中小学教育等配套是否能在短期内解决?家属就业问题都不是问题?最终可能就是捡软柿子捏,让几个弱势部委搬迁,甚至连弱势机关也搬不动(我还是要问谁给他们出搬迁费?)

  其次,如果搬迁部委高校,现在部委高校的青年教师薪资本来就不高,多靠一些子女教育、宿舍等隐性福利吸引人才留校任教,或吸引海归加盟。一旦搬迁保定,不仅影响师资,也势必大幅降低生源质量。跟上面的分析一样,最终就会捡最软的柿子捏走。但最优秀的人才总能想办法留下。

  再者,只有最顶级的高校才能孕育最尖端的产业园区。例如硅谷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靠斯坦福大学多方位的支持。很多当今世界上 IT 领域的领头公司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创办的。 择址硅谷的计算机公司已经发展到大约1500家,其特点是以附近一些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美国一流大学斯坦福、伯克利和加州理工等世界知名大学为依托,以高技术的中小公司群为基础,融科学、技术、生产为一体。根据上面的分析,最顶级的高校几乎不可能迁往保定,因此在保定孕育高科技产业园的可能性不大。

  如果让我来预测保定未来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,我可能更倾向于保守的态度。首先,这届政府更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;其次,经济增长逐渐趋缓,负债造新城的条件不具备;最后,人才的支撑才是城市创新崛起的核心。靠一些弱势“被搬迁”的国家机关和高校,难以支撑起一个“小北京”,充其量分流一些城市人口和基础设施罢了。最悲观的状况,可能若干年后,保定还跟现在的通州一样,多了一些新楼盘,但“副中心”的规划仍在“纸上谈兵”或仍在被媒体不断翻出来炒作。